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養生從來就不局限于研究機體本身的運動變化和發展規律，而總是與道德品性修養，以及治國安邦之道有機地結合在一起。《呂氏春秋·先己》篇中提到：“昔者先圣王，成其身而天下成，治其身而天下治。”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揉合了儒家“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的思想和道家修身養性的理論在內，因而具有極為豐厚的文化內涵。

      在儒家的養生理論中，孔子首先提出了“仁者壽”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的觀點，后來又十分肯定地提出：“大德必其得壽（《禮記·中庸》），認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長壽。

      《黃帝內經》作者接受了孔孟的上述養生觀點，認為那些能“盡終其天年，度百歲乃去”的長壽者，大多因為他們能夠“嗜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”，即所謂“德全而不危”。其后中國的養生家基本上依循這一思路，強調養生必須與道德修養相協調。漢代華佗的弟子吳普就說過：“善攝生者，要當先除六害，然后可得保性命延駐百年。一者薄名利，二者禁聲色，三者廉貨物，四者損滋味，五者除佞妄，六者去妒嫉”。

      事實上，良好的道德情操，確實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標志，而心理健康則是去病延年的必要前提。漢代哲學家兼養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關于“仁者壽”的原因時曾精辟地指出：“仁人之所以多壽者，外無貪而內清凈，心和平而不失中正，則天地之美以養其身。”（《春秋繁露》）

      必須明確的是，在古代儒家的學說中，“養性”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養生，倒不如說是為了治國平天下。作為儒家“亞圣”的孟子早就提出過“修其身而天下平”的口號，而修身的方法則在于“存心養性”。

      在修身養性問題上，《中庸》作者曾寓意深長地提出了一個“誠”的方法：“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”所謂“誠”，在這里實際上是指人的自我修養，即指“養生”，又指“養性”，其基本含義是精神專一和恭敬無欺，前者偏重養生，后者偏重養性。倘若精神馳亂，意識不能專一，勢必造成氣散身亡，這就是明代大醫學家張介賓所說的：“今之人，但知禁欲即為養生，殊不知心有妄動，氣隨心散；氣散不聚，精逐氣亡。”（《類經》卷一）